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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润稼:论中华茶道哲学的“心”“智”圆融——以儒学“格物致知”为基础的省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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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格茶之理:中华茶道哲学中的智苏与心醒

依儒学所见,世间任何一物均可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,通过格物来识得天理、发现本心。茶虽属天地间众物之一,但其内在的自然属性以及延展出来的精神品格、伦理效用,使茶成为人之所格的理想对象,通过格“茶”,尤其是格“茶之性”、“茶之义”、“茶之理”,最终贯通心智、体察天理。

之所以茶是格物穷理的绝佳之物,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。一者,茶为世间灵物,天生韵高性洁,不与俗物并论,其优异秉性自然成为格物之首选。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”,“擅瓯闽之秀气,钟山川之灵禀”,其长于山野自然之间,受天地雨露滋润,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“百草之首,万木之花”,异于凡花众草。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作《喜园中茶生》,以清幽静美的笔法,论说了茶之品性:

洁性不可污,为饮涤尘烦。

此物信灵味,本自出山原。

聊因理郡馀,率尔植荒园。

喜随众草长,得与幽人言。

苏轼在《寄周安儒茶》中也写道,“大哉天宇内,植物知几族?灵品独标奇,迥超凡草木”,对茶之本性大加赞赏。茶的生长环境与自然品性,使人不自觉地与茶亲近,自然而然地通过“比德”将茶拟人化,以茶性喻人性,以茶品比人品,将茶所表征的品格意向视为儒学的理想人格。苏轼所作奇文《叶嘉传》就属此中典型,他在文章中直接将茶拟人为“叶嘉”,赞其“风味德馨,为世所贵”。茶性纯洁自然,不受世俗纷扰,因此通过格茶,对茶性的接近、感知,明晰茶之理,可以更直接快速的体认、觉察本然之天理。

除单纯地格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茶之外,格茶的要义还在于发掘人们于茗饮之中形成的“茶礼”、“茶德”,格茶之后所获得的精神义理和伦理精神。朱熹曾讲到,“物有多少,亦如何穷得尽?但到那贯通处,则才拈来便晓得,是为尽也”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)世间广大,万物繁多,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格尽天下万物,因此宋明理学的格物特别强调从最紧要处、最关键处着手,以求得“脱然贯通”、“一通百通”。茶与人相遇之后,饮茶不仅成为人的生理需求、生活方式、良美习俗;更在品饮中生成伦理、发现礼义、彰显境界。虽然宋明理学认为人心灵名皆有知觉,事事物物皆有其理,格物就是以此心去即物穷理,但其所强调的物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主要还是指人伦世事,格物也正是要体察、穷究人伦世事的道理。而饮茶之风在数千年的传承演进之中,不仅从单纯的食用药疗上升为茶事茶艺,而且从中孕育出茶文化、茶道、茶哲学。如此一来,茶就不仅仅是自然之物,而与人伦社会发生着亲密的关联,其所蕴含的人伦规范、世事法则,自然成为格物致知、体贴天理的理想对象。

在格茶的过程之中,内在彰显的茶之理不仅具有智与心的双重向度,而且体现出智识与本心、理性与情感的统合交融,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儒学影响下的茶道哲学理念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关怀。

一方面,格茶蕴含着一种智思与理性。在儒学思想中,“智”与“知”多通用,《说文解字》中既讲到智“与矢部知音义皆同,故二字多通用”,早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,由“矢”和“口”所构成的“知”,恰表达了一个人像飞矢一样快速地获取知识。智在中文的主要涵义即是以主体的理性思虑来辨识、分析事物所表现出的聪慧、智慧的品性。个体对事物、知识的认知、理解主要来自于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能力。茶之所以与智相亲,首先在于其自然性状所引发的生理功效。茶中富含咖啡碱,能够使人在饮用之后促进中枢神经的兴奋,从而起到提神益智的功效。陆羽在《茶经·一之源》中讲“苦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聊四五,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”,详尽道出了饮茶的去寐涤烦之功。智的生成与运用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、细致深入的分析力,以求在万般杂乱且变动不居的表象中把握本质、寻根探源,这就需要以头脑的绝对清醒、灵活精准的思辨为前提。在茶之生理功效的基础上,格茶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沉思。饮茶者于细呷慢啜之中可以使头脑清醒,进而享受理性沉思的快乐,这也正与茶之清神去寐的自然功效相契合。陈文华曾讲道:“出自山原的茶叶,天然具备精清、浩洁、雅静的品性,微寒、味醇的特性,与一般烈性饮料大不相同,饮后会使人更为宁静、冷静、闲静。因为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发挥的作用,曾被誉‘智慧的静穆’”。[3]45程启坤、姚国坤等学者就在这一意义上将“理”纳入中国茶德的范畴,认为“品茶论理,理智和气;以茶理思,益智益脑”。相较生理层面的除乏解寐,主体自身的沉思属于更高层级的思维活动,也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属性与价值。茶性清洁、茶境清幽、茶事清雅,茶道清醇,为主体智慧的生成提供了绝佳条件。对于饮茶所带来的理智沉思,林语堂在《谈茶与友谊》一文中生动地讲到:“茶有一种本性,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。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,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阴天或雨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。”[4]218

另一方面,格茶于纯粹理智之外,还会萌生出一种情理精神,实现情感的发轫、心灵的觉解,从而彰显出人的自在本心。这与西方理性主义之下纯粹、绝对的理智传统,以及排斥情感、脱离人性的工具理性精神有着根本的不同。格茶中产生的情理,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之思,而是关乎情、以情为主体、以情为考量对象的理。情理是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规范感情的道理,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,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相互交织,共同引导人们的行动。不似工具理性将理性与非理性非此即彼地截然二分,既将“心”排除在理性之外,又把“智”排除在情感之外,没有给“心”留下与“智”沟通关联的余地。儒家将心、性、情、理、智等范畴统摄为一个整体,认为心统性情,“性者,心之理;情者,心之动”(《朱子语类·卷五》),心之官不仅具备理性认识能力,而且还是情感生成与发轫的源地,理性与情感在人之本心中统合无碍。在儒学看来,自我情感的流露既是人之本性的活泼呈现,也是人之生命意义的自然展开。金岳霖曾讲到,哲学不能只求“理智的了解”,还要求“情感的满足”,要“动我底心,怡我底情,养我底性”。[5]17更进一步,个我情意的满足和实现又与其品性修养紧密关联,“若乃其情,则可以为善矣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,将主体的内心本心作为道德生成的根源所在,于情感世界的基础上建构起道德世界。喝茶所具有的文化意向与人文关照,使其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感受,而是有了心的参与,有了情的显现,在喝茶品饮中,会沛然生出不加矫饰的自然情感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引《神农食经》云,“茶茗久服,令人有力悦志”,指出饮茶所带来的情感愉悦。皎然的“一饮涤昏寐,情思郎爽满天地”,袁枚“一杯之后,再试一、二杯,令人释躁平矜,怡情悦性”等,都显示出饮茶过程中所萌发的本心自足。在儒家乐感文化的影响之下,茶之情理鲜明地表现为主体自身的情感自适。在饮茶品茗中,个体抵入自己的精神世界,展开充分的自我沟通,主我与客我、内我与外我之间,达成了深刻的协调。茶事活动中由内而发的愉悦体验,使饮茶为主我的心意萌动和情感发轫提供了契机。在辛苦劳作之余,细啜一杯清茶,可以在静谧之中忘却俗世的纷扰,寻得一种自适逍遥、闲淡超脱的心绪,这正是饮茶品茗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最大吸引。

由此可见,格物致知对知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进入茶人的视野,在格茶的过程中,生成了独特的中华茶道哲学。一方面,茶本身、茶事活动背后的礼俗、义理、精神等均藏纳着理性与智慧;另一方面,茶只有与人发生联系之后,真正被人所经验、知觉、体悟,茶人才能够将茶融于本心,在清茶一杯中回归自我。由此,茶已然不再是纯粹的外在之物,而是成为沟通自我与世界的桥梁,人通过茶识得自心,透过茶发现世界,并消弥了“我”与“物”之间的二元对立,以茶析理,以茶载道,进而实现心灵与智慧、情感与理性、内我与外界的和谐圆融。
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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