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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“茶道”与“德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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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“德”的强调与挖掘。这一点使得茶于人不再只是一种植物,使得茶艺不再只是一种技术,使得茶道在现实生活中具备了修正人格的意义。“道”可以正方向,“德”可以为行为处事提供标准,而处于“道”与“德”关怀下的“艺”,则是在生活中,在日用常行中的治学修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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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羽认为茶宜“精行俭德之人”, 并且以“精”、“俭”、“和”、“怡”的价值取向,为饮茶之人、嗜茶之人提出了“德”在茶事中的具象意义。陆羽的这一主张,明屠隆作《茶笺》,以“茶之为饮,最宜精行修德之人”的说法更加强调出来,以“修”之一字强调修德“不时废而或兴”,要持之以恒,这样的“修”还有目标和境界的要求,“能熟习而深味,神融心醉,觉与醍醐、甘露抗衡”,这样才是善于赏鉴茗饮之人。晚唐刘贞亮专门对“茶德”内涵进行分析,提出“茶十德”,总结出“以茶散郁气;以茶驱睡气;以茶养生气;以茶除病气;以茶利礼仁;以茶表敬意;以茶尝滋味;以茶养身体;以茶可行道;以茶可雅志”等十种茶之于人的功效。

唐代茶道中的德,包含两方面,一为茶人之德;二为茶之德,其重点还是在于对于人的精神品德、人格素养的关注。在对茶人之德的阐述中,既有对个体生命的完善,也有家国理想的抱负。

《茶经·四之器》中,陆羽规定在风炉之上“并古文书六字:一窗之上书‘伊公’二字;一窗之上书‘羹陆’二字;一窗之上书‘氏茶’二字,所谓‘伊公羹、陆氏茶’也。”伊尹,商初宰相,出身于奴隶阶层,善调汤羹五味,于此技之上更是能思大道,对商汤之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佐作用。陆羽将“陆氏茶”与“伊公羹”相比较,是出于对自身茶技的自信,也是比向伊尹辅佐君主安邦定国的济世之能。

在对“鍑”的描述中,陆羽写到“方其耳,以令正也。广其缘,以务远也。长其脐,以守中也。”方耳,广缘,长脐,这是对鍑之形状的客观叙述,但是“令正”、“务远”、“守中”则涉及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实施,国家之正令要“正”,要“守中”,要有远见卓识,这些不再限于个人的品德,而是扩展到了人之济世的才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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